印度史学传统中的通史编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的历史观念的影响，印度历史学家希望同时摆脱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双重影响，书写更能体现印度的独特性、族群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印度历史。达莫达尔·萨尔德赛出版于2008年、再版于2018年的《标准印度史》便是体现上述理念的印度通史代表作。该书首先打破了以往印度通史编纂中陈旧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时间框架，有意弱化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将叙述的重点放在印度的传统文明阶段，即印度教和穆斯林时期。作者强调，印度传统的思维模式、行为规范、政治理念和宗教实践在当前印度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书对于主流历史叙述之外的一些文化现象如佛教、耆那教的历史作用亦有所关注，笔触也深入到之前为史家所忽略的马拉塔人和锡克人等族群中。不仅如此，该书还采用了现在流行的跨国史视角，研究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印度人对之的反应。总之，《标准印度史》是一部以印度为本位，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英国中心主义的著作，诚如作者所言，它是一部献给“新一代的印度人”的印度通史。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英属印度时期两部出自英国人之手的印度通史对后世印度的通史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一部是詹姆斯·密尔的《英属印度史》，出版于1817年，分为三卷。密尔在第一卷第二册中对印度自吠陀时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详细记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体制、法律税收、科学艺术、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内容。《英属印度史》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印度史，并按照西方的历史分期，将印度历史分为印度教时期、穆斯林时期和英属时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不过，该书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竭力贬低印度文明，鼓吹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另一部是东印度公司官员亨利·艾略特的《由印度自己的历史学家讲述的印度历史》。该书原为艾略特收集并翻译的印度穆斯林时期的史籍和手稿，后经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约翰·道森编辑和整理，于1867—1877年陆续出版，共八卷。该书为一部穆斯林统治印度的通史，但艾略特在序言中将这一时期描述成黑暗和专制的中世纪，以此衬托英国殖民统治的开明和进步。这两部书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以及对印度历史东方主义式的认知，对后世西方的印度史编纂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也遭到印度历史学家的强烈批判。

13世纪初，来自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在北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并将伊斯兰史学传统引入印度。这一时期，出现了用波斯文撰写的以某位苏丹的族谱或传记为核心的“通史”类著作，如穆达比尔完成于1209年的《谱系树》。该书是献给德里苏丹国第一位苏丹艾伯克的，因而有意将奴隶出身的艾伯克纳入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北印度古尔王朝苏丹的世系中，并撰写了从创世、诸先知时代、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列王、伽色尼王朝、古尔王朝直至艾伯克崛起的漫长历史。又如什拉兹撰写的《马哈茂德·沙阿层级传》。该书是以古拉吉特苏丹国（从德里苏丹国独立而来）最著名的苏丹马哈茂德·沙阿为中心的纪传编年，记载了从创世到马哈茂德辞世前两年即1509年的历史。德里苏丹国时期，统治者重视历史编纂，勤于收集和整理档案，为印度史学开创了新局面。

总体而言，穆斯林统治印度时期，通史编纂主要受到伊斯兰史学的影响，在时间上一般以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为起点，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印度北部，且偏重政治，较少关注其他族群的文化和历史。莫卧儿帝国灭亡后，英国接管了对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的一些官员为了深入了解和有效管理印度的各个地区，撰写了不少印度各地区的历史。这一风潮正好迎合了帝国消亡后印度土邦林立的政治现实，也影响了印度本土历史学家撰史的偏好。基本上至印度独立，印度历史学家撰写的多是地区、族群的历史，鲜有通史著作问世。

1526年，莫卧儿帝国取代了德里苏丹国，并渐次向印度南部扩张。第三位皇帝阿克巴在位时，实行开明统治，奖掖学术，把帝国推向鼎盛，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的发展。阿克巴时期，官方史学在印度应运而生，它虽然体现了皇帝的意志，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史学风向。比如，突破伊斯兰史学的局限，吸收了印度教文明的因素；创作主题和内容愈发丰富多样；更加注重史料的比较、甄别和考证等。在阿克巴的授意和资助下，这一时期产生了两部重要的通史著作。一部是成书于1591年的编年体通史《千年史》，分为三卷，由七位学者共同完成，按伊斯兰历顺序逐年记载了从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到阿克巴统治时期的千年历史。阿克巴对该书的撰写十分重视，强调一定要高度客观、细节准确，但在成书后却又不甚满意，遂又让人编纂了专门记述其生平、事迹和统治的《阿克巴之书》与《阿克巴之治》。另一部是尼扎姆丁·艾哈迈德完成于1593年的三卷本《阿克巴层级传》，记载了从986年穆斯林进入北印度，至阿克巴在位第38年（1593年）的历史。该书因以下两个特点而受到后世赞誉：第一，参引的著作多达29部，因其中大部分均已佚失，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第二，对历史事件的重视高于对历史人物的重视，颇有中国古代史学“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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