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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到思想——赵世超的史学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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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世超是我国著名的先秦史学者。他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周朝制度和早期国家的统治方式上,后来逐渐扩展到先秦汉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近年来,他对先秦服役时期、古代等级制度
赵世超是我国著名的先秦史学者。他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周朝制度和早期国家的统治方式上,后来逐渐扩展到先秦汉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近年来,他对先秦服役时期、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礼制入法的重新思考和阐释,引起了先秦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西周制度史讨论
西周时期的中国尚处于国家发展初期阶段,社会组织仍以血统为基础。这决定了西周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统治与后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大不相同。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赵世超的《周代荒野制度研究》探讨了当时个体家庭如何摆脱血缘关系、私有制摆脱公有制束缚的过程等重大问题。 ,以及从早期国家到成熟地区的过渡。赵世超认为,西周的国家制度是围绕着国家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关系展开的。 “州”是指周朝皇帝和诸侯直辖的地区。 “野人”是生活在各个“国家”控制下的广大地区被征服的民族。由于生产力落后,劳动必须在宗法家庭中进行,不论国家或反对,私有制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对于被征服地区的人民,统治者不能超越家庭,直接奴役他们。统治和剥削只能表现在战胜部落和被征服部落之间形成的奴役关系。直到战国铁器时代来临,个体劳动成为可能,再加上政治改革和兼并战争,导致血族解体。结果,“野蛮人”变成了中央政府管理下的小农。 “国民”失去了统治部落的成员资格,与“野蛮人”保持一致。同时,早期国家的间接统治让位于成熟领土的直接统治。
关于早期国家的统治模式,赵世超在《早期国家西周》、《服务与等级制度》、《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等文章中总结道”等文章。 ,中国早期的统治是以超经济胁迫为前提的,即首先占有生产者的人,控制生产者的思想,从而获得劳动成果。它的具体表现是商周时期盛行的指定服务制度。赵世超将其定义为一种剥削形式,将其划分为工具,指定某个民族为某物服务或进贡,代代相传,长期不变。这一系统在古代文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资料中统称为“赋”。统治者根据血缘关系、臣服程度、各民族的技术专长等因素,以直接劳役和贡品的形式,将自己的需要分配给国内外诸侯。在为社会各阶层的统治者服务的过程中,地位低的人必须以高的地位服务。因此,服务制度也成为社会成员区分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方式,这也催生了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原始形态。
思想文化史领域的探索
人类将经历一个从无知到文明的巫术信仰阶段。赵世超在《藏冰新解》、《沐浴皇阳》、《铸象论》、《天人合一》、《巫术兴衰》等不同角度揭示巫术与西汉文化”。先秦汉时期信仰对思想、文化、生活和制度的影响[J].
赵世超通过《论战国百家争霸运动》,分析了百家争霸现象出现的历史条件。他认为,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古典威权主义已经瓦解,新的中央集权威权制度尚未成熟,为战国时期的文人留下了自由写作和讲学的空间。秦汉时期,新的中央集权统治逐渐完成,儒家出现后,百家争鸣的环境不复存在。
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两位儒家和法国学者积极为构建新型中央集权国家提供理论支持。但是,在“大争议的世界”中,诸侯为了兴国强军,普遍选择了法制作为治国方针。法家提倡严格的“依法治国”,将军法转化为民法,以猛治代替道德治理,由此产生了军事专制制度。汉朝建立后,统治阶级通过“礼法入法”来纠正秦法的弊端。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强调。在不放弃刑罚的前提下,强调礼法相辅相成,逐步调整以军事专制为特征的秦制度。将礼制纳入法律适应了当时人民回归正常社会的愿望,具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它并没有通过完善法律本身来解决秦制度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是试图引入外力形成制衡。在构建新的刑罚理论时,利用先秦儒家经典为专制提供理论支撑,使中国封建时代的法治充满了人治。同时,极力维护尊严和官僚贵族的特权,使中国古代法律具有很强的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礼入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赵世超的文章《中国古代礼法入法的得失》系统回顾了中国古代法治的起源和发展。
毕生坚持的学术思想和方法
无论是制度史领域还是思想文化史领域,赵世超始终坚持指导唯物史学原理,并在具体研究中践行徐仲舒倡导的“三证法”。
唯物史观强调“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要对某个时代的历史活动做出正确判断,就必须考察那个时代。”物质生活生产的基本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出土了一些商周青铜农具。基于此,许多学者提出青铜农具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观点,从而对商周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性质作出了不恰当的评价。评估。赵世超分析了青铜器制造所依赖的铜、锡、铅等资源在地层中远低于铁,开采、运输和制造难度大,指出青铜农具不能像铁器一样流行。此外,商周王室贵族在“国事、祭祀和战争”思想的控制下,将优先利用珍贵的铜资源制造祭器和兵器。那个时期劳动者常用的生产工具仍然是木、骨、石、瓤。已发现的青铜农具不仅在所有青铜器中所占比例极低,而且多为战国时期所制,而且大部分还分布在铜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因此,商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发展水平,仅凭几件青铜农具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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