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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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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历史学研究迅猛发展,而且逐渐影响和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关于历史研究,其思想和方法也产生了剧变。 而与此同时,曾经很早之前就诞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历史学研究迅猛发展,而且逐渐影响和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关于历史研究,其思想和方法也产生了剧变。
而与此同时,曾经很早之前就诞生过司马迁、班固等历史巨匠且拥有浩瀚文明史的中国,却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史学研究危机。
这种危机,具体表现在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一味的为封建政权张目正名,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也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期间,中国的历史研究,可谓是人才缺失,几无成果。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历史也进入到了近代,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从此开始加大了对历史研究的探索。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魏源就刊印了
《海国图志》
一书,书中详细研究了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民情、宗教和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希望能够引起国人对西方的关注,引导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处境愈发的艰难。
以魏源等为首的一帮有识之士,认识到当前的迫切任务,不再是缓缓的
“师夷”
,而是紧急挽救现有的封建政权,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为此,他撰写了《元史新编》一书,希望借元蒙灭亡的教训,告诫清朝统治者,告诫地主阶级,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19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盛行用进化论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变迁的实证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历史研究。
魏源、龚自珍等人,也积极效仿这种史学观,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一大批的史学家涌现出来,比如张穆、洪钧和何秋涛等人,带动了史学界出现新气象。
尽管康有为不算史学家,尽管笔者本人对他的人品和动机颇为质疑,但他却为了推行维新变法运动,前后撰写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书籍,真实反映出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流亡海外,逐渐深刻的认识到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创造性的提倡,历史并非是单纯的褒贬历史人物,记录历史事件。
《史学略说》
一书,从理论的高度提出:
?发现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并非颂古非今,而应“鼓舞民气,引导未来。
早先,中国旧有的史学观,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观念,只是因人因时的理论和研究。梁启超针这些过时的观念,提出要进行史界革命,轮廓明晰的划分新旧史学。他主张客观的研究,反对因人而异,坚持
“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
的观念。
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不仅涉及了我国的通史,尤为难得的是,他第一次从历代商品和商政的角度,讲述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商业专史。
20世纪初,不少历史学的译作流传到了中国,例如马君武的《斯宾塞社会学原理》、赵兰生的《斯宾塞干涉论》等著作。这些著作所宣扬的理论,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社会进化论的必然趋势,对中国旧有史学中
“一治一乱”
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烈的挑战。
新文化运动期间,有着留洋背景的胡适,通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白话文学史》等论著,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新史学观,主张借鉴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念,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批的有志学生,纷纷赴欧美留学,促使中国呈现出了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同时,先进的国人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西方历史学术的巨大差距,遂决定潜心向西方史学界积极学习。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不少饱含学术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和著作,纷纷被译成中文,如李思纯译法国人出版的《史学原论》、向达译美国班兹的《史学史》、何炳松译美国鲁滨逊出版的《新史学》等。
20世纪40年代,钱穆开始质疑胡适所推崇的新史学,开始在史学界众家争鸣,在
《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
中,提出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新史学观:
?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故曰:述往事,思来者。
之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等人,结合中国当前的最基本的历史与现实,主动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学观。此举,既拓展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空间,更推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传播。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303/3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