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成果】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

作者：刘开军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史通（图源：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摘要：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关键词：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刘知幾；章学诚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中，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一个“稽”字，司马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魏征“稽其乱亡之兆”，他们都用“稽”字表达关于历史盛衰的探索。一个术语“商榷”，刘知幾“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撰成《史通》，批判总结先秦至唐初的史学；王鸣盛取刘知幾“商榷”之义，名其书曰《十七史商榷》，考辨历代正史得失。一种言说模式，东汉荀悦谈到史学功能时说：“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刘知幾也说：“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正是因为历代史家赓续使用，才使这些字、词、语逐渐固化为史家普遍接受的学术话语，并随着史学的发展不断丰富，形成一个体系。

一、经学影响与子学渗透

中国古代学术各门类间紧密联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态势。史学也不例外。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汲取了各相关学问门类的滋养，其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

“六经”数量虽然有限，但它在古代被奉为治国之常道，为统治者所推尊，具有崇高的地位。古代的史学家们不仅从经书中汲取思想，也受到经学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以《周易》《尚书》《诗经》为例，略窥经学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塑。

五经（图源：网络）

《周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体现了通变的历史思维。《周易》的历史思想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家，它的语汇也被移植到史学话语中。《周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后，宋人苏洵说：“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龚自珍更进一步提出：“良史之忧忧天下”。可见，《周易》的“忧患”话语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旨趣。《周易》强调“变”，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个“变”深刻地揭示了历史运动的本质，成为古代史家的重要语汇。《系辞下》又云：“《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这是说考察事物要贯通始末。“原始要终”一语遂成为后代史家论史的口头禅。比如，魏征论秦朝与隋朝“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结果都二世而亡，是“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晋书》作者称道史官“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至宋元之际，马端临还在使用“原始要终”。《周易》中还出现了“会通”一词：“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两宋时期，郑樵作《通志》，高扬“会通”的旗帜。清代中期，章学诚提出“圆神”“方智”论，也是受《周易》启发。《文史通义·书教下》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和“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二语，均出自《周易》。章学诚不仅“窃取其义”，也取其语汇，将经学语言巧妙地转化为史学用语。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210/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