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刻书业史学题材的繁盛及原因探考

建阳刻书自宋迄明，流向四方的书籍浩如烟海。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籍题材不断变化，然而史学书籍的刊刻在建阳刻书业中始终保持重要地位，无论是刊刻的种类还是数量都远超同时期中国的其他刻书中心。据涂秀虹教授统计，“建阳刊本史部图书除通鉴外还有很多，现存善本大约有200 来种”[1]。

一、建阳书坊史学题材书籍刊刻概况

（一）南宋建阳刻书史学题材的繁荣

北宋时，建阳刻书兴起，进入南宋以后，在朱熹等学者的带动下，以麻沙和崇化为中心的建阳刻书业日渐繁荣。麻沙距建阳县城约40公里，这里早在宋初便聚居了大批世家大族，其中以刘氏家族为最盛。麻沙刘氏与崇安五夫刘氏本为同族。“始祖刘翔是京兆万年人，唐末避乱，随父楚、偕兄翱弟豳入闽，翔居崇安县五夫里屏山麓之潭溪，称东族；翱居建阳麻沙，称西族。”[2]麻沙刘氏在宋朝人才兴旺，两宋时期入仕者达数百之众，建州太守陈昉于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在麻沙筑“联魁门”以彰显刘氏家族的显赫成就。

宋代麻沙刘氏刻书多为家刻本，主要作为子孙应试之用，也有部分流入书市。其知名刻书者有刘麟、刘仲吉、刘仲立、刘将士、刘元起、刘叔刚等人，他们在史类书籍的刊刻上，成就斐然。如刘仲吉（1131-1202年）家塾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刻《新唐书》225卷。刘仲立家塾于隆兴二年（1164年）刻《后汉书》120卷。刘元起家塾于庆元元年（1195年）刊《汉书注》100卷，随后又刊《后汉书注》90卷。

南宋建阳除麻沙刘氏外，亦有不少其他家族刊刻史书，如乾道七年（1171年），建阳著名刻书家蔡梦弼于家塾刻《史记集解索引》，该书是南宋时《史记集解》和《索引》的最早合刻本。蔡梦弼还刻了《三皇本纪》和《周本纪》等史类刊本，卷末有“建溪蔡梦弼傅卿新校刻梓于东塾，时岁乾道七年春王正上日书”牌记。蔡梦弼刊本“刻工劲秀，乃南宋初建本之精者”[3]。不久，建阳人黄善夫在麻沙家塾之敬室刊刻了著名刻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西汉司马迁撰著的《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在黄善夫刻梓前市面上已有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书行世，三著各有所长。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时将《集解》《索隐》和《正义》合为一书，将三家说解分别列于《史记》正文之下，使读者能兼采诸家之说，该书校勘精良，成为明代廖铠、王延喆、汪琼和秦藩四人所刻《史记》刊本之祖。此外，黄善夫还刊刻了《后汉书》120卷，刻印极精，该书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阳蔡琪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前后刻《汉书集注》和《后汉书》共200多卷，《汉书集注》目录后有“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牌记，二书校梓精湛，纸墨如新，质量超过了黄善夫、刘仲立和刘元起所刻之两汉书，为建本之上乘者，时人视之如珠璧。

南宋庆元年间（1197-1200年），建阳蔡建侯于蔡氏家塾刊陆唐老撰《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120卷。“宋、元间通鉴详节注本见于著录的有10余家，惟蔡氏刻本为最盛，在元人未入中原以前，已遍及中州。”[4]81

蔡梦弼的《汉书》、黄善夫《史记》与刘元起《后汉书》极受追捧，时人称之“三史”。此后，建阳各家塾和书坊刊刻诸史成风，不少书坊将正史或《资治通鉴》节选后进行刊梓，冠之“节要”“详节”等名目。如《史记详节》《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十七史详节》《诸儒校正唐书详节》《东莱先生晋书详节》和《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等。

（二）元代建阳史学题材刻书的衰微

建阳在南宋时史学题材刊刻极盛，进入元代以后却仅有少量史书问世。麻沙作为建阳两大刻书中心之一，在宋代比崇化更为知名，但宋末元初时却不幸毁于兵火，此后麻沙刘氏等家刻业一蹶不振。麻沙刘君佐于元初举族迁居崇化，是为崇化刘氏之始祖，此后刘氏刻书亦以坊刻为主。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59卷，詹光祖月崖书堂与题“建安”等地名的大量书坊一样，应为建阳书坊。元代建阳书坊还刊刻了南宋叶隆礼撰史志《契丹国志》27卷。元皇庆元年（1312年），建阳书坊陈氏余庆堂刊《宋季三朝政要》5卷，该书以编年体详述南宋末期理宗、度宗和恭帝三朝事迹。此后，余庆堂还刊刻了宋理宗刘时举撰《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5卷，记录了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至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间四朝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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