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章太炎的教育思想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等都应当有充分的自信。”[1]同时，“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2]章太炎身历清末、民国，面对千年皇权帝制失效，欧风美雨冲击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新旧文化交替转型；他在东京主持的《国学讲习会》主张“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挚合者也”。同时又以为“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3]，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不主张完全复古。具体到教育方面，章太炎认为如果“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宵的路线，自然不同”[4]；“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要知凡事不可弃已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5]。二十世纪初，大量新学堂涌现，西学书籍广泛刊行，奔赴欧、美、日留学成为风潮，传统教育的根基有逐步松垮的趋势，教育界出现民族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观点，一时有人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教育学说，或过去本有教育学说而现在的教育学者不得运用于实际。章太炎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提出对待教育要立足于民族文化自信，教育学者对传统教育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在参照外来文明的同时，保持民族自信心,凝聚国民，再造中华。

从教育实践来看，章太炎平生多次集中讲学。1906年避难东京，主办《民报》，两次主持国学讲习所。1913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在北京被软禁，“以讲学自娱”[6],1922在四月至六月，应约在上海讲授国学。1934—1936年在苏州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制言》杂志。章太炎还不时受邀请到各处讲学，如1901年在东吴大学任教，1903年在上海爱国学社任国文教员，每周到张园，公开讲演革命。1824年7月，应江苏省教育改进年会邀请，前往南京讲演，倡导史学，保存国性。1925年，在长沙辰光学校演讲，主张学校教育应化除阶级，培养适用人才。1825年在长沙时辰光中学演讲，1926年6月任职上海国民大学校长，在国学系任课。1933年3月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演讲《国学之统宗》，无锡师范学校讲《历史之重要》。章太炎在数十年的教育实践中，重视民间私学，或凭自己之力创办学会，或凭借各地学校周游讲学，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主张用教育来建立个体、国民的自主性，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在当代有着烛照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就此我们进行初略地论述和探讨。

一、“保存国性”与章太炎的文化自信观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鲁迅跟其师章太炎的交往和对其的评价是众所聚焦的话题,鲁迅认为章太炎在新文化运动勃兴时“粹然成为儒宗”，晚期逐步与时代隔绝而渐入颓唐，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鲁迅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直接披露民族“国民性”的缺陷；而章太炎却期望通过阐明历史，“开通智识，昌大国性”，发扬国粹以维系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和文化认同感。鲁迅在《又是‘古已有之’》中对此其师“劝治史学”“保存国性”的观点有明确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救亡心态或终极目标不同，而仅表明当时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不同，在深层次上说，与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同体认有关。章太炎的每个时期，“都表现了他建立个体或国民的自主性为努力的方向。……太炎之学显示了从个体的独特性到国家文化的独特性是如何一脉相连的。”[7]在五四运动一百年后的今天，面对新的时代情境，章太炎教育思想“保存国性”的观点反映出晚清民国各种思潮竞争互动的多种姿态，对于提升文化自信力有着重要意义。

章太炎身历晚清、民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他提倡开展教育工作，要重视历史。这是因为他认为救亡图存、再造中华，就要激发起民众的爱国情感，而成就感情的最好方式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8]。章太炎特别重视“种性”与“文化”的关系，认为这是决定国家民族的存亡关键。他在《序种姓》《原人》等文中，提出分散于地球各地的早期人类，所处的自然坏境和社会坏境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种族，各种族文明演化的速度不一，才出现文明的位差，不取决于祖先的生物遗传性；而且文明位差现象，在欧、美、亚洲皆相似，并不存在地域上的优等民族。他说：“自大瀛海以内外，为潬洲者五。……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9]可见，章太炎以为各种族尽管有文明野蛮之别，但作为文化的存在，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按照章太炎的逻辑，“民族”概念不过是“种族”的延伸扩展，所以自然而然的形成“民族平等”思想。章太炎所说的种族、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它们所囊括的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是同一的，而且还可以互换使用[10]。同时，章太炎认为“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弇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11]他认为同一血统、同一民族、必然同一文化；不同血统、不同民族进入本民族共同体，本民族应该“同化”之，不同血统、文化的民族，不能共存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中。所以“血统”“文化”是民族共同体(也即国家)的本根，维护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就必须维持“血统”“文化”长久发展，而不能以推崇所谓的外来优秀民族、高等文化，来推倒本国固有的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而不泯灭，即算“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12]总之，章太炎反对固守传统而寸步不前，主张汲取西学之长。他广泛阅读各种国外书籍,在1998年和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尓文集》,1902年翻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但他反对斩断根基而全盘西化。他批评全面欧化者是“歆慕远西，堕其国性，与啖人以罂粟膏，醉人以哥罗方，无以异矣。”[13]章太炎认为民族“文化”与国家的生命血脉相连。世界各民族地位平等，各有其历史文化；各民族在改革重构社会秩序时，要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再造出新。章太炎的文化论，无疑突出了文化的“民族性”和“多元性”，肯定了中华文化的自身价值，提升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力。由此出发，即可理解章氏教育主张的思想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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