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学总体观念

历史教学1989年第7期．25．明证。在修志过程中，章学诚探讨了方志与国史、方志与家谱传状之间的关系，体会刭‘‘国史征于外志，外志征于家牒，所征者博，然后可以备约取也。刀③对此加以发挥和概括，便逐步形成了从“一人之史”副恹下之史”逐级提供史料的认识。强调方志是一方全史，是章学诚反复申明的见解，他主张修志必须贯彻史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向国史提供史料。这种见解顺理成章地要推及方志所取资的家谱、传状和文集，对这些典籍提出以史法编纂的要求。章学诚的修志过程同时就是史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他在历次编修方志时都上联国史、下系家谱、传状，认真探索其间的联系。他不肯将自己的修志活动自摒于整个社会的史学活动之外，当然会强调方志在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出于同一原因，他也强调方志与国史的密切联系，阐明其间史法大体相同，史料上有供有求，存在着级别高低之分。从这点出发，便逐步形成将各种史籍都看作为有层次、分级别的整体的认识。因此，章学诚史学总体观念的各项内容，都主要是从修志活动中产生的。章学诚的这种史学总体观念，大大地促进了他在史学研究中的思想方法的完成，因而常常能从学术活动的整体联系中考察问题。例如：他提倡有独得之见的著述，但也不完全否定资料纂辑与考据之功，而是指明它们的不同学j衣作用及相互关系◎。他提倡博大精深的通史著述，但也不排斥断代史，甚至还想亲自重修一部((宋史》。同时，他对断代史的断限亦不拘泥，主张后朝断代史可以补写前朝史籍遗缺的内容⑤，将断代史的史学作用前后联系起来看待。他认为会要、会典之类的史籍以及某些文选总集与正史存有相互辅佐的联系，象方志中“志”、“掌故”、“文征"三书一样“相辅而行，钢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所有这些见解，都表现出章学诚在学术上有一种全局眼光。章学诚的史学总体观念，在认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存在着思想矛盾。他没有能够将这种观念深入阐发和集中概括为系统盼理论，而是散见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其次，章学诚是清朝乾嘉时期人，他的主要学术活动以及学术见解的形成都是在乾隆年间。当时清朝政府不仅垄断了纪传体正史和典制体大型史书的编纂，而且对方志一类的史籍也由官方包揽。‘在这种背景下，章学诚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来构想史学的总体建设。相反，他设想的乃是以官方史学为总领的史学系统，把官方国史作为史学总体的最高层次，把官方主办的方志作为史学总体的基础。这与他倡导个人“独断之学"的史学见解存在着矛盾。这种史学思想上的矛盾，正是他在修志活动中一方面不得不依赖地方官署，一方面又坚持已见这种现实中矛盾的反映。尽管如此，章学诚的史学总体观念仍是他超过前代和同时代学者的思想精华，这种观察和考虑学术问题的全局性眼光，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也还是一个有益的唐不o①《章氏遗书》(嘉业堂刻本．后同)．卷14，《卅县请立志科议)．’②③④《章氐遗书》卷8，‘韩柳=先生年谱书后》。⑤《章氐遗书》卷13，《索雅堂校刻韩文书后》．④《章氐遗书》卷23，《家谱杂议》．⑦《章氏遗书》卷15，《修志十议》．③《章氏遗书》卷29，《与胡中孚兵部》．⑨《章或遗书》卷14，《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j长序》．@《章氏遗书》卷13，《商邮沈氏家谱叙例》．@⑥⑥⑧《⑩@@《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⑩郑樵。《央深遗稿·上宰相书》．@《章氐遗书》卷i5，《毫州志掌故例议中》．@《章氏遗书》外编卷18．‘和州志列传总论>．@《章氏遗书》卷4，《答客躅》上．中．下．@《章氏遗书》外编卷4。‘知非日札》．@《章_氏遗书》卷14，《方志立三书议》．(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26·开展谍报谋略史的研究一一读《日特祸华史》第1卷吕万和在资产阶级征服全球过程中，情报间谍历来是军事，政治谋略的先行活动。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成为带军事封建性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扩张的野心更加强烈，谍报谋略活动也更加猖獗，其对象首先是中国。1871年，即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四年，位居中枢要职(时为左院副议长，后任司法卿)的江藤新平(1834一1874)就提出“征清说刀，要求派遣间谍，化作僧倡、商人等等，调查中国军事地理，以准确对清作战，(((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原书房，1977年，第50页)。此建议旋即为西乡隆盛所采纳并付诸实施。可见，研究谍报谋略史，特别是日本对华谍报谋略史，应当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丽，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研究领域狭窄，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史学专著。解放以前，三十年代出版过两术小jj}}子I(1)LI(编：《日本在华侦探网》，时事新开社刊行，1937年。(2)钟鹤鸣：《日本侵华之间谍史》，1938年。这两本书篇幅不大，印数很少，现已不易查找。解放后，我国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多。三、四年前在港台书展中得见台湾出版的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沦文集，其中有一篇题为日本对华情报的论文，长达三，四万字。但文末所载评论者的洋语则认为：该文选题很好，很重要，可措内容大部弱于一般政治史，真正属于谍板、谍略的资料不多，也不尽准确。这说明：海峡两岸对渫报谋略史的研究都有待开展。在这种情况下，王振坤、张颖两位同志，早在十几年前即潜心搜集史料，矢志从事这方面的著述。笔者有幸稍知其事，曾经登门求救，亟盼其成。现在，她们合写的((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l卷终于问世(群众出版社，1987年，共274页)，并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近见台湾出版的(<日本文摘》(1989年4月1日出版)搞载了日本学者对本书的介绍。实在令人高兴。这是一本搜罗宏富，论述精详的学术性专著。全书引用国外有关谍报谋略的专著和有关人物的传记等史料约二十余种(主要是日本著作，也有若干英文著作的日译本)，多系战后出版，颇有前所未闻的机密，也有罕见史料。例如：以前专供日本军事机构用作教材的《机密日露战史》，战后始公开出版，披露了不少日俄战争时期的军事机密。又如：日本间谍向野间一所著《从军日记》印数极少，罕见收藏，乃著者在大连图书馆所发现。《营口事情》、《日清战争余闻》等油印史料，更是著者辛勤搜求所得。著者还翻闳了迄未刊布的《赵尔巽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中有关“马贼"的档案，以求印证盈方记述，可见著者之辛勤与严肃。第l卷记述的范围是明治政府成立后至1919年期间的日本对华谍报谋略活动。据著者之研究，此时期日本谍报谋略活动在组织系统上的特点是：大陆浪人系统与军事谍报系统两者并列，相互支持丽又平行发展。而在1919年日本军事部门建立“特务机关"以后，大陆浪人的活动则都属于特务机关，不再自成系统。所谓“大陆浪入"，其出身多为明治维新后失去俸禄和特权而没落的下层武士。他们心怀不平而又图谋发展。日本(贵族、官僚、政客、财阀乃有意识地利用培植，资助他们在中国、朝鲜以至南洋各地开展谍报谋略活动，把士族的不满导向侵略扩张。玄洋社(189i--19』．6)、黑龙会(1900—1945)即属右翼浪人组织之最著者，其早期对华活动据点则有庐山轩(照相馆，1885年成立，福州)、乐喜堂(药店、1978年上海、18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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